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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肖邦1849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12号辞世，当时他住这栋18世纪建筑的二层公寓。如今，这里是尚美珠宝的总部，对，就是给拿破仑新皇后设计王冠，也给前年的巴黎奥运会设计奖牌的奢侈品牌。建筑外墙上，有一方小小的牌子，纪念肖邦。总的来说，尽管诞生过圣桑和比才，也是肖邦和德彪西的长眠之地，但音乐似乎不能算是巴黎特别突出的艺术门类，至少难以与其在文学、绘画和雕塑的成就相比，更遑论一千公里之外维也纳的音乐盛名。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巴黎的音乐氛围，每年的夏至音乐节，各种活动布满全城，举城狂欢，直至深夜。

  我算不上音乐爱好者。几年前，在新清华学堂听过计算机系同事与郎朗的对谈，科学与艺术的对话。但他也只是偶尔弹了几下台上的钢琴，以示对AI冲击作曲和演奏的焦虑。很多年前，选修过西方古典音乐课程，偌大的教三3101教室（希望我没记错），挤满数百本科生，当年的音响器材有限，教室也远不比音乐厅，水准就可想而知，只给脑袋里灌了一堆音符。好在一度同城工作的好友对音乐极为爱好，手边没有钢琴可弹，她就满城找音乐听。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，我跟着听了不少，也被传授了一些音乐知识，比如交响乐团的乐器配置什么的。好笑的是，我一直以为卡农就是那首德国作曲家的《D大调卡农》，经她解释，才知道卡农是复调音乐形式，核心是“轮唱与追逐”。巴黎的古典乐票价极为划算，即使是名家，一般的票也就30欧左右，差不多是法餐馆两只汉堡包的价钱——远远低于流行音乐，要知道，李宗盛巴黎演唱会的票价可远不止这个数。

  玛莎·阿格里奇（Martha Argerich）是当今最传奇的钢琴女祭司，她总是一头乱蓬蓬的灰白长发，不修边幅，有时候相当任性，你永远不了解什么时候她就宣布罢演。我第一次差点儿听她，是好友提前买好了票。然而，怕啥来啥，临开演前，接到剧院通知，她的演出临时取消，只能退票了事。数月之后，又见香榭丽舍剧院公布她的节目单，但这回不是独奏音乐会，而是和另外两人的共同演出，与他们合作的是荷兰鹿特丹爱乐乐团，阿格里奇的曲目安排在中间。我们赶紧下单，但已经只剩下三楼非常偏的票了。俟她出场，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人们常常说，好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流淌出来的。阿格里奇的琴声更是如此，人琴一体，流水行云，宛如天外来音。年已八十多岁的阿格里奇，两曲奏毕，起身，深深地向全场鞠躬、再鞠躬，然后飘然离场。她前脚刚走，剧院内的人转瞬之间就走掉了一多半，包括我们旁边的一对老夫妇。看来，跟我们一样，当天很多人是冲着她来的。散场的时候，我想，那大概率将是我们唯一一次听她的现场，算是朝圣吧。

  又一日，下班时偶遇阿根廷同事。我们大家一起进电梯、一起走出大门、一起走向地铁站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老大使提起儿子曾从楼下托儿所逃走，迷路后被好心人送到阿根廷驻法大使馆，虚惊一场，又吐槽阿根廷政局变换，没想到一听我说周末去听了阿格里奇的现场，他立刻激动地用西班牙语念她的名字：玛莎·阿格里奇！你去听她的现场了？太好了，玛莎可是我最喜好的钢琴家！我这才想起来，阿根廷是阿格里奇的祖国。

  王羽佳是好友的心头好，但我始终没办法欣赏她的风格。说起来有意思，阿格里奇与王羽佳是女钢琴家里的两个极端，一个长发乱蓬蓬、一个短发贴头皮；一个平底鞋暗色长袍随便套，一个总是超高跟鞋子配短款紧身裙。王羽佳的一双恨天高跟、一身短款裹身裙，早就惊得我目瞪口呆。也许我过于保守，总是觉得古典音乐应当配曳地长裙才对味，王羽佳的前卫装扮总让我走神。据说她有极高的天分和技巧，但在审美先入为主的我看来，炫技的成分太浓了些，难免喧宾夺主。那晚我们地铁倒地铁，到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爱乐音乐厅，去看王羽佳演出。36欧元的票不算贵，座位也一般，但是声音效果相当好。看来爱乐音乐厅虽然外观前卫，内部设备相当专业。当天的曲目好像是柴可夫斯基，指挥是她刚刚官宣的芬兰男友克劳斯·麦凯拉，两人配合非常默契，实在是一对璧人，没想到不久就劳燕分飞。

  巴黎教堂众多，周六晚上八点半的教堂音乐会乃是一大特色。著名的玛德琳教堂太远，只去过有限的几次。最常去的，是住处附近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和圣叙尔皮斯教堂。据说教堂音乐会以前是免费的，但我到巴黎的时候早已开始收费，价格分20欧和50欧两档。可以线上购票，不过现场买票也可以，我一般现场买20欧的票。其实入场后没人查票，可以随便坐，但你怎么好意思坐前排呢。好友儿子念的是声音工程专业，他批评玛德琳教堂下面总有地铁通过，严重干扰音乐。但是，我听的几场都是管风琴，乐声轰鸣之中，我连地铁通过都没听到，遑论对乐准的影响？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差距，何止以道里计。对我来说，圣叙尔皮斯教堂和玛德琳教堂都太大了，乐声空旷。我最中意的是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，空间大小合适，高度足够，所以收音效果极好，对小提琴尤其友好，常见的琴弦金属杂音一点儿也没有。在那里演出的常常是小乐队，以弦乐为主，听的最多的是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，春夏秋冬，琴声四溢，一个小时，浑不知今夕何夕。

  1958年落成的UNESCO巴黎总部大楼是一座世界知名的现代主义建筑，凝聚来自美国、意大利和法国的建筑师的智慧，设计的具体方案则由包括德国包豪斯学院创始人格罗皮乌斯（Walter Gropius）和法国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先驱柯布西耶（Le Corbusier）在内的国际建筑师小组审议。一号厅是会议楼的核心，有独特的混凝土外壳，整个会议厅的墙壁和屋顶由单一的折叠混凝土外壳构成，形状如同手风琴的风箱。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建筑，兼具承重和围护功能。

  一号厅由马塞尔·布劳耶（Marcel Breuer）与皮埃尔·路易吉·奈尔维（Pier Luigi Nervi）合作，他们的设计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，独特的折叠混凝土外壳和雕塑般的内部空间，是结构理性主义与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，极具表现力。布劳耶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之一，担任主设计师，负责把控建筑的形态、空间与功能，主导建筑的整体美学，奈尔维被誉为“混凝土诗人”，一号厅折叠手风琴状的混凝土外壳即出自他手。一号厅施工期长达5年，工程涉及大量当时先进的结构技术和材料。为应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成员国数量激增问题，1980年进行了大规模改造，将座位数从998个增加到1368个，并升级了音响设备。十年前，在中东富国阿联酋的资助下，又进行了“修旧如旧”的高规格翻新，在更新同声传译等现代技术系统的同时，也回归了最初设计的经典与优雅。

  本来，一号厅只是召开全体成员国大会和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，执行局的专属会场是地下一层圆形的十号厅，那个厅容积要小得多。前几年，由于新冠疫情的防疫隔离需要，疫情期间的几届执行局会议被迫挪到一号厅开。2022年秋季执行局会议闭幕时，拉美某国大使兴之所至，带头唱起约翰·列侬的著名反战歌曲“Imagine”，大家纷纷扯下口罩，全场自发一起大合唱。多年前MP3盛行的时候，我每天坐公交320路往返于双榆树和军博之间，循环听的便是甲壳虫乐队专辑，因此对《Imagine》《Hey Jude》和《Yesterday》无比熟悉，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。实际上，虽然熟悉旋律和歌词，但只有那一刻，才线年前写这首歌反对战争、呼吁和平的遥远深意。

  塔吉克斯坦代表团曾在一号厅举办波斯诗人哈菲兹的音乐会，连续两天。我错过了周六，于是和同事一起去周日那场。黄昏时分，大门外早早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让我们大吃一惊。坐在前一排的一对年轻人，买票专门从日内瓦赶来，并告诉我这个演出下个周末在伦敦，但是票早已售罄。当晚与交响乐队配合的合唱团，竟然多达200多人。邻座是一个高鼻深目的波斯女人，说合唱团里有她一个朋友。我问哪位，她说那么多人，认不出来了。又说，哈菲兹是最有名的波斯诗人，伊朗人家家都有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古兰经》，另一本是哈菲兹的诗集，他们与《古兰经》对话，生活在哈菲兹的诗里，有时候在出门前用哈菲兹的诗占卜。我问她，怎么是塔吉克举办这个活动？她解释说，波斯不止地理意义上的伊朗，讲波斯语的国家包括阿富汗、塔吉克斯坦、伊朗三国，其中阿富汗的波斯语最纯净，因为历史原因，伊朗的波斯语已经被掺杂了很多阿拉伯语元素。哈菲兹的抒情诗对欧洲文化艺术影响极深，比如歌德和普希金等人。如此说来，哈菲兹之于波斯文化，大致等于我们的李白+苏轼吧？

  多年前，在北欧念书的那个暑假，与东德和意大利同学在北极圈内的瑞典国家公园徒步，半路遇到一对伊朗夫妇，主动与我们攀谈，那是我第一次与伊朗人接触。后来想，他们应该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离开伊朗，与参加哈菲兹音乐会的许多海外伊朗人一样，去国万里，归期遥遥。今年二月底以来，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，战事不断外溢，乱局不知道怎么来收场。

  蛇年新春，正逢春节成功列入UNESCO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中国代表团邀请河南卫视组织了名为“我们的春节”的盛大演出，座无虚席，连二楼也坐满了人。演出以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演奏开幕，用八千年前的贾湖骨笛作为引子，并在《春节序曲》中融入《金蛇狂舞》的变奏，呼应蛇年主题。当天上台的有周深、小香玉、陈丽君、雷佳等。我国观众无比激动，喝彩声震耳欲聋，外国观众也一起鼓掌。后来遇到瑞士同事朱利安，问那天出场的都是大明星吧，场面真是震撼，又说他小儿子可太喜欢那天的martial monk（少林功夫）了！估计其他的节目娃看不太懂。与需要文化深度的语言音乐类节目相比，功夫容易理解、易产生共鸣。

  2023年曾在巴黎自由剧院看江苏昆曲《牡丹亭》，唱做、对白、乐师都是一流，舞台侧面屏幕上是中法双语字幕。但译文再高明，外国观众恐怕难以完全体会昆曲与中文的精妙。其实，如果不看字幕，我也听不懂对白，但昆曲音乐的优美是大家都能听懂的。

  欧洲航天局总部与UNESCO只一街之隔，曾经在一号厅联合举办过一场活动，内容是马友友和航天员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对谈。当天台上有大提琴和钢琴，但没太多弹奏，对话也没有特别的新意，至少我印象不深。

  2025年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之后，有一次马友友的演出。我早早买好了票，但是隐约觉得跟阿格里奇的演出一样，大概会发生点什么。果然不出意料，当天下午临时突然有紧急工作要处理，加完班已经快21点了，打车赶到圣母院已然21:15，大门紧闭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门口的一高一矮两个保安大叔就是不肯通融，温和而坚定地说开演后进去会打扰演出，拒不放行。无奈，只好沿着塞纳河一路郁闷地走回家。印象里票价好像是26欧，损失不算太大。

  巴黎可以欣赏音乐的场所很多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华丽无比的加尼叶歌剧院。我一共去过三次，一次是欧洲遗产日去免费参观，一次是去听午间轻音乐会，还有一次是去看芭蕾学院的公开教学课。午间音乐会很轻松，一个小时时长，台上台下都是便装出席，其乐融融，远不是晚间演出那么地隆重。票价也合理，约20欧。芭蕾公开课很有意思，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练习各种芭蕾动作，是十分好的招生宣传。

  去年深秋，巴基斯坦代表团邀请大家欣赏他们著名的苏菲派女歌手访法演出，地点在右岸历史悠远长久的巴黎剧院。不大的场子，观众一百人。小乐队只有四个人，围着女歌手，盘腿坐在一方小小的毯子上。女歌手咿咿呀呀唱了一个多小时，时而深情，时而激昂，演唱似乎用的是乌尔都语？巴团的同事们听得如醉如痴，而我们一帮外国人，完全不得要领。散场的时候，一眼看见身材高挑的巴西女大使大步流星往外走，比谁都快。也许，音乐与葡萄酒一样，也存在所谓的“水土”之说。橘生淮南，橘生淮北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由此来说，法国的勃艮第葡萄园风土（Climats de Bourgogne）2015年入选UNESCO世界遗产名录，显然非常有道理。

  2023年秋，俄罗斯代表团在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活动，纪念拉赫马尼诺夫诞辰150周年。我们冒雨前往，但没料到讲座用的是俄语和法语两种语言，听得无比费劲，云里雾里。讲座之后并未安排音乐会，只有一个小型展览。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全部展品。他不是典型的斯拉夫人，看起来更像亚洲人，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，没有一张有笑容，神情平静，眉宇间尽是散不去的淡淡哀愁。回家后找出拉赫马尼诺夫传记阅读，也搜集了一批他的曲子。每天步行上下班，陆陆续续听了很久，最中意的有两首，一是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》，另一是《第二钢琴曲》。他那首著名的《丁香》，我倒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也许，音乐与人之间，也存在所谓缘分一说。

  次年春天，我本打算去巴尔扎克故居朝圣，行至塞纳河右岸的纽约大道，发现沿街一幢房子以拉赫马尼诺夫命名，原来是旅法俄罗斯音乐家协会。推门进去，不大的院子里有一个拉赫马尼诺夫坐在长椅上的雕像，院中空无一人，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开在地下室，我走下去，在浓郁的猩红色斯拉夫装饰氛围中，要了一杯俄式红茶。

  为纪念与法国建交65周年，罗马尼亚代表团在法国广播大楼音乐厅办了一场音乐会，曲目是曾经留学法国的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的作品。我对作曲家和曲目完全不熟悉，但饶是伪乐迷，也听得出来现场音效非同一般，或许是新翻修之故？较之大名在外的巴黎爱乐音乐厅，这里的音效似乎更胜一筹，不愧是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主场。可惜的是因为傍晚的车位实在难找，围着大楼转了好几圈才停好车。也许是转晕了，进场稀里糊涂找错了座位，拉着大使在二楼的侧面坐下。音乐会结束才发现，罗马尼亚代表团给我们的票是楼下正中间池座的绝佳位子！

  我住处不远的波拿巴街临近南端、与卢森堡公园交汇的十字路口附近，是匈牙利文化中心（正式名称是李斯特学院），那大概是巴黎唯一一个以音乐家命名的国家文化中心，常常举办各种活动。初到巴黎的那年冬天，早早买好了票。开场才发现，观众全是老妇人和老先生，我们两个亚洲女子，侧身中间，相当违和。年轻钢琴家水平不错，但远谈不上一流，这种活动对他们应该是很好的鼓励。地铁六号线里，总有一个男子用手风琴拉南斯拉夫老电影《桥》的主题曲“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……”，第一次听到熟悉的旋律，我当场把钱包里仅有的五欧硬币全给了他。

  巴黎完全颠覆了我以往对街头艺术家的印象。在德拉克洛瓦故居附近，见过一位弹吉他的老先生，须发皆白，但气度凛然，完全是在大剧院正式演出的架势。在卢浮宫南翼、临近德农馆的步行门洞里，总有花腔女高音飘出，水准十分好，但她们为什么选择那里？也许该处门洞的回音适合吧。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广场通往叙利馆的铁栅门里侧，是小提琴的地盘，婉转悠扬，如泣如诉。

  卢浮宫和法兰西科学院之间的艺术桥，是塞纳河上最迷人的地方。巴黎的地名很写实，带桥的地名附近肯定有桥，北京可不一定，白石桥早就有名无桥了。艺术桥上总有各种艺术家，唱歌的、拉琴的、吹管的、演戏的、写诗的，自在投入，不卑不亢。面前或者是二维码，或者是打开的琴盒，至于付多少钱，完全由路过驻足的观众自己做主。我遇到过一个弹电吉他的乌克兰美丽姑娘，神情忧郁，还有一位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玛丽莲·梦露的女子，一袭白裙，身姿曼妙。回想起来，艺术桥上演奏最多的，当然是著名的法国香颂《玫瑰人生》（La vie en rose），熟悉的旋律一起，立刻勾起世上无数人的巴黎乡愁：

  蒙马特高地是巴黎最高点。圣心教堂的台阶前，总有歌者面向教堂、背对围栏演唱各种耳熟能详的流行歌。大家三三两两坐在台阶上，常常有人听得兴起，走下台阶对唱，或者干脆拿过话筒自己唱，气氛无比融洽。很难来想象这里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起点与决战地，大批公社战士在此被梯也尔反动政府，最后集体牺牲于不远处的拉雪兹公墓。至今，这里仍是法国左翼历史记忆中沉重的一页。155年过去，此地已是著名的浪漫之地，栏杆上一度密密麻麻挂满同心锁，年轻一代哪里晓得，或者愿意去想曾经的风雨。其实，巴黎的音乐主调不只是《玫瑰人生》，更是激昂革命的《马赛曲》，家国历史、爱恨情仇，始终是这个城市的双主调。你可以坐在台阶上，想坐多久坐多久，思往事、念故人，思绪越过面前的歌声，飘至远处巴黎城的上空。

  音乐与其他艺术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对演奏者的依赖。陈其钢在自传《悲喜同源》中写道：“作曲是靠他人才能完成的职业。如果作曲家写出来的乐谱没有人演奏，就等于是一堆无声的废纸！”对作曲家而言，演奏是他们作曲的“二度创作”；对普通人来说，假如没有演奏家、假如没有录音技术，即使识谱，音乐对我们而言，将是完全绝缘的。

  每年元旦，总要前往朋友的洛温道居所，一起观看法国电视二台现场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。我虽然馋她的菜肉馄饨，但更重要的是听她对奥地利人选择的演奏曲目、编排和演奏质量进行点评——当然也包括对指挥的评头论足。她对最近几届的指挥都不满意，于是我们也就没有萌生去金色大厅看现场的念头。某天，偶然读到陈其钢回忆他的法国导师梅西安的文字，梅老师曾经幽默地说，“交响音乐会上，如果指挥长得很帅，所有的太太们会盯着指挥看，她们再也听不见音乐了”，我忍不住兀自笑出了声。实际上，法文单词“MADAME”可以翻译成太太，也可以翻译成女士。

  说起来，我在巴黎最大的音乐期待，就是听一次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《伏尔塔瓦河》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曲子。没想到，竟始终未能如愿。斯洛伐克代表团组织过两场音乐会，一次在玛德琳教堂，一次在圣日尔曼德佩修道院。圣日尔曼德佩修道院的演出马上结束时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悄声问一旁的斯洛伐克大使安娜，怎么没有斯美塔那？她是执行局财务委员会主席位置上与大家唇枪舌剑的铁娘子，此刻莞尔一笑，答曰：他是捷克作曲家啊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可不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解体30多年，斯洛伐克的官方活动，当然不太会安排捷克作曲家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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